国学是近年较热的一个名词，但何所谓国学，并不是人人都很清楚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国学的解释为：“旧时称研究我国古代学问，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这样的解释自然不错，但还是过于简单了。

二十世纪初，国内一些研治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其后章太炎先生著《国故论衡》和《国学概论》，于是国学的名称也逐渐流行起来。从太炎先生的二本书里，我们不难看出，他所说的国学基本为三大内容：一是义理；二是考据；三是词章；这也是清以下学者对学术的一般分类。而此前的方以智将学术分为质测之学、通几之学、宰理之学，即我们现代人说的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政治学。

国学简而言之，即本国之学。那么，传统学术的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艺术及宗教都有当包括在内。其中自然科学就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等。

与国学相对还有汉学，现在把外国人研究的中国学术的称为汉学，即Sinology，也称为中国学。南怀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人本来就有汉学这一说，指的是以研究汉儒为主的学问。这里的汉是汉朝，而不是以汉为代表的中国。

学风，可以理解为学习的风气，也可以理解为学者的风范。中国人一直把孔子视为万古师表，自然孔子是有可贵及过人处的。事实上，孔子活着时一直不太得意，他说的很多话，并没有一个实证的环境。也就是说，孔子说的话，自己能不能做到，是没的得到印证。包括孟子、庄子等人也是如此。古语说得好：“荆棘丛中下脚易，风月帘中转身难”。经得起逆境的磨历，经不起顺境的诱惹，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而这几位恰恰都没经历过顺境的考验。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在求学的道路上就有过逆顺两境的经历，而且表现得几乎完美。这便是有着大唐三藏法师之称的玄奘。

玄奘自小出家，在寺院的学习中发现，一些佛典翻译相互矛盾，解释也不够完善。这就使得他决心西赴印度探求佛经的原著。他几次上报政府要求西赴印度都没有被同意，后来遇到灾年，朝庭允许出家人外出避灾求粮，玄奘借机西出玉门，一路上曾经的同行者都因病或怕难而退出了西行，只有玄奘坚着，他曾在沙漠边缘取水时弄丢了水囊，面以着茫茫黄沙，他想回去向戍卒要个水囊，可是转头一想，西行的目标还远在天涯，刚开始怎么就能回头呢，他在没水的情况下毅然向西前行，最终走了大漠。

玄奘出玉门后，在一些西域国家宣讲佛法，他的事迹随着商队流动广泛的传播于西域各国。到了高昌后，高昌国王亲自迎他入城，请他讲授佛法。还想强留他于高昌，可是玄奘坚决不从，并说要留只可留尸首。高昌王无奈，只得请玄奘多留几月，其间以兄弟相称，并约求法归来，再到高昌国讲法。

公元631年，玄奘到达了西行的目的地那烂陀寺，在这里，他开绐了长达十多年的学习，成为一个印度诸国公认的佛学大师。公元640年，寺内的中观派大师师子光开讲《中论》、《百论》，对瑜珈及瑜珈师地论有明显示的排斥。于是玄奘作《会宗论》，调和中观学派和瑜珈学派，即空宗和有宗间的矛盾。师子光请来了著名的旃陀罗僧河想同玄奘辩论，结果旃陀“惮威而不言”。从此玄奘在印度的名声更大了。

同年，印度最大的诸侯国王戒日王伐恭与陀国，路过乌荼国，该国僧人多奉小乘教学，讽刺大乘是空花外道，正量部论师般若多著《破大乘论》700颂，要与大乘学者一论高下。戒日王修书那烂陀寺戒贤，戒贤派出玄奘、海慧、智觉、狮子光四人前去应对。这时，有一位顺世论外道写了四十条义悬于那烂陀寺门外，说“有能破一条者，则斩首相谢”。数日一直无人应对，后玄奘同他辩论，外道俯首认输。玄奘没有依约杀他，而是让他随教听命。玄奘在披阅《破大乘论》时，有几个不解之处，便请教于那个顺世论外道，正好外道结此论十分熟悉。玄奘弄明《破大乘论》要旨后，用梵文写了《制恶见论》。为了感谢那名外道，玄奘放走了他。结果外道离开那烂陀寺后，到东印度的迦摩缕波国，在国王鸠摩罗面前对玄奘大加赞赏。鸠摩罗王是仅次于戒日王大诸候国王，他立即派人去那烂陀寺请玄奘。而此时戒日王邀请四高僧同小乘僧人的辩论即将开绐，戒贤大师十分为难，鸠摩罗王见迟迟没有答复，愤怒地说要踏破那烂陀寺。不得已，戒贤只能让玄奘前往。玄奘在迦摩缕波国住了1个多月，宣讲佛理，并著梵文《三身论》。这时戒日王已征讨回国，听说玄奘在鸠摩罗王那里，立即就请玄奘回去。鸠摩罗王不愿马上送走这位“支那高僧”。戒日王就用武力相挟，无奈之下，鸠摩罗王用“象军三万，乘船三万艘，共法师同发”。

公元641初，戒日王邀请包括鸠摩罗王在内的18位诸候国王，谙知大小乘的佛教徒3000名，婆罗门及外道2000人，那烂陀寺高僧3000人，以玄奘为论主，悬《会宗论》和《制恶见论》于“大施场门”。并按印度习惯，如有一人能破一偈，“当截舌而谢之”。结果“凡一十八日，莫敢当者”。大会以玄奘的彻底胜利宣告结束，为了表示对他的景仰，大乘僧众奉赠他为摩诃耶提那提婆，即大乘天之意，小乘僧众奉他为木叉提婆，即解脱天之意。至此，玄奘在印度的名声达到了顶点，而他却向戒日王辞行要求回国。戒日王执意挽留，玄奘婉言拒绝。

贞观15年（即公元641年）夏，玄奘从钵逻耶伽国启程回国，戒日王本打算派使节从海路护送玄奘返回，但是玄奘为了十多年前与高昌国王的约定，决定舍易取难从陆路回国，其时高昌国已被灭，国王已逝。而远在印度的玄奘却并不知道。贞观19年（645年）正月，玄奘结束西行求法活动，终于回到了阔别19年的长安。

玄奘为求原典，九死一生才到达印度。沿途万般艰险，绝不后退一步。学成后名震天竺，不畏王权所迫，不为富贵之累，毅然回国。赤子之心昭然可见。为一诺舍易取难，诚君子之风。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观此语，天然就是为玄奘而说的。

除了玄奘，他的几个老师也颇为可敬。公元628年，玄奘到达北印度的迦湿弥罗国，该国高僧僧称年已七十，气力已衰，欣逢唐朝僧人，特为之开讲《俱舍论》、《顺正理论》、以及因明、声明等。公元631年，玄奘到达那烂陀寺，那烂陀寺住持戒贤法师年高体弱，辍讲多年。但感于玄奘万里求学之诚，特为其开讲《瑜珈师地论》，这一讲，就历时一年零三个月。

今天，学生不认老师，老师不认识学生。学与教皆以利是图，无利则不教，无利则不学。学生考试作弊，教师论文抄袭。学风即世风，学风即人品，再观三藏之经历，为学者为师者当扪心自问。

“阿弥陀佛”，拼音为a 、mi、 tuo 、fo。音调分别是第一，第一，第二，第二声。梵语为“amitabhaya”。根据很多高僧的观点，“阿弥陀佛”就是一个咒，而且还是是咒中之咒，殊胜无比。
《大日经——入曼荼罗具缘真言品》说，真言咒语是诸佛以不可思议的权巧智慧，从离一切戏论的自然智，为了满足众生一切的希愿，依于真，俗二谛的妙诠，而为世间宣说的。“真言”，梵语mantra，音译为曼恒罗或曼陀罗。又称陀罗尼、咒、明、神咒、密言、密语、密号。即真实无虚假之语言的意思。
真语以义可分为四种：１法真言；２义真言；３三摩地真言；４文持真言。
真语以说主分可分为五种：１如来说；２菩萨金刚说；３二乘说；４诸天说；５地居天说。此前三种为圣人言，后两种为诸神言。
“阿弥陀佛”在密藏中的种子字是am或sam或hrih。
“阿弥陀佛”意译为无量光或无量寿。
但咒语非单纯由口舌语言中发出，而是在大空无我的实相中，依不同的缘起而发生，故如证入三昧中，并非一般世俗语言试探性能想像。故对“阿弥陀佛”的音和义千万不要着相才好。

佛教的传播语言，一直以来都是学者关注的问题。东西方学者的分歧也比较多。西方学者以他们一开始就接触到的巴利语为宗，否认其它语言形式的佛教传播。乃至于只认可巴利语系的南传佛教，即小乘佛教。对流传于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大乘佛教则采取否定的态度。知晓藏传佛教对西方来说也是一段并不长的历史。
    近百年来，各国学者对佛教的传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现在公认的佛教传播路径主要的三条：一，从古印度到今天的斯里兰卡再到泰国缅甸的南传。二，从印度经帕米尔高原到新疆到中国朝鲜日本。三，从印度到西藏的藏传。第一条线路是以巴利语传播的；第二条线路是用摩揭陀语传播的；第三线是用古梵文传播的。而古梵文今天已大部分失传，少数传下来的也无人能懂。今天我们看到的梵文早已不是佛陀时代的梵文了。发音也相差甚远了。
    佛陀时代的传教，佛陀对语言是十分宽容的，对不同的人说法就用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国家传法就用不同国家的语言。但是，佛陀坚决反对用梵语弘法。原因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梵文语法复杂，普通人根本就无法掌握。用这种的语言弘法，不利于佛教最广泛的传播。二是佛教建立的初衷就是打破婆罗门的种姓说，追求众生的平等。而梵文作为婆罗门使用的语言，被佛陀放弃也就不再奇怪了。佛陀曾说，用梵文传法的人，是会陷入阿鼻地狱的。

   想看中国最早的印刷品吗？请到大英博物馆，那里珍藏的《金刚经》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文明的输出者被文明的输入者用枪炮来回敬，百年的战火让无数中华文物流失。

    回溯历史， 在那没有印刷术的年代里，人们对真理、人性、天地的认真的思考和探索。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谁也不是权威，谁也不是圣人。这个时代里，思想在碰撞，在裂变，在喷发，这个时代思想的多样性是中国以后上千年间再也没有出现的。

孔子死后几百年，在董仲舒的建议下，他的地位从“百家”之一突然上升为“精神领袖”。在皇权的支持下，他成为了“圣人”。然而，也正是这个刘汉王朝，道教出现了，佛教西来了。没有印刷术的帮助，手抄口传的儒家书籍和思想，完全没的能力覆盖到社会的每一角落。佛道从容而来，侃侃而谈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独尊儒术”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中国历史上能与刘汉王朝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李唐了。在李唐繁荣的外衣下，却看不到“百家争鸣”的热忱。思想、文化、艺术的繁荣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多样化，思想本质却没有太多的发展。所谓文化发达的唐代，董仲舒式的大思想家连一个也没有出现，也就谈不上“诸子百家”式的繁荣景象了。

北宋毕昇发明泥活字，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可是新技术的出现，不仅没能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反而成为思想发展的绊脚绳。借助印刷术，朱程理学迅速推广到全国。如果说唐还只是没有太多思想争鸣的话，那么到了宋，就只有一种思想说话了。

草莽出身的朱洪武，用“八股文章殿试诗”一 统中华文坛，连官府文书都有是规范的“馆阁体”。印刷业的发达，使“四书五经”进入了千家，熟读“朱注”《四书五经》。成为走上官场的唯一途径和方法。春秋时法家、纵横家、兵家、，儒家、墨家均可入仕，汉时贤良方正孝廉可入仕，唐朝时博学鸿词，秀才、进士也可入仕，到了明时，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一套书、一种声音、一种思想便成了大明几百年的第一特征。

满清伊始，对思想文化的统一到了无以加复的地步。康熙的《圣祖训》印发到全国州县，成为全国每月初一官府向百发姓宣读的主要内容。乾隆帝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着手编篡了中国历史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然面有一个人却看透了这一切。这人就是《四库全书》的总编——纪晓岚。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位总编的工作是，把搜集来的各种海内孤本善本，按照皇帝的思想进行大量的删节、修定、注解，让先贤发出符合皇权要求的声音。百姓看到的所谓“七略四库”，那只是先贤们被帝王们强奸后的思想了。除了《阅微草堂笔记》。纪大烟袋就没有其它文集了，对于他这样一个大学问家来说，这是让人深思的一件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想到的东西，古人早已想到了；我想说的话，古人早已说过了，我没什么可说可写了。难道果然如此吗？发出不同声音的活人，有文字狱等着；发出不同声音的死人，他的书就等着被删改。想发与众不同声响，不敢；说与人无异的话，无聊。这才是明清以来包括纪大烟袋在内文人的悲哀。袁枚、蒲松龄无不都在狐妖鬼怪，花仙树神的故事里喘延气息。有清一代，印刷术已沦为统一并扼杀思想的统治工具，这比先前的王朝也算是一大进步吧？

没有印刷术的春秋战国，诸家争鸣；没有印刷术的刘汉，佛儒道三家并立。思想文化的异彩纷呈，竞然是在印刷术没发明时出现的。唐以降，印刷术的出现和发展，使思想的大一统成为可能，到了朱明王朝，这种大一统成为了一种事实；而来自白山黑水间的满人，更是通过砍活人头，烧死人书的手法，统一旧思想，扼杀新思维。然而，众口一词的声音是无力的；没的思想的头脑是僵化的；没的异声的社会是危险的。西方列强的枪炮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

纸是白的，字是活的。印刷术本身是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的。几千个活字，能印出《大清律》，也能印出《天演论》；能印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也能印出卡伦荷妮的《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

而今，我们在书摊上看到色彩缤纷的美女画片，在杂志上了解到明星们的三围和她们喜欢的内裤品牌时；当我们在门缝广告上读到治疗男人性功能和前列腺的精彩文字时。我们的时代在关心什么？在传播什么？印刷术可以使一种思想迅速传播，这正是它的好处。但是它把一种思想和声音充斥到所有人的耳目时，新的思想和声音就很难传出，这正是它的坏处。这就象现代的流行文化。当个性的东西大肆传播时，那就变成了流行；当一样东西被广泛流行时，它就不再有所谓的个性。

流行成为了个性颠覆者，个性却成为流行的叛逆者。印刷术于思想文化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是流行还是颠覆？流行的是什么？颠覆的又是什么？印刷术本身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只好让管理和把持着印刷业的人来回答了！

自《诗经》桃夭篇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家人”来形容青年男女真挚的恋情后，桃花就被诗咏词吟，歌赋曲颂，它演绎出一一场世间的悲欢离合，折射了人性中的真善美丑。它成为中国文学中重要的创作题材,其繁复的意蕴也是其它物象难以比拟的。

距《诗经》不久，曾子的《大学》就用“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的诗句，来引申说明人须先正己、自立才可以正人、立人，进而才能治国平天下。

伴着魏晋百年的战火，和着诗人一生的血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序》双峰突峙，诗人梦境般的世外桃源不光是乌托邦似的幻想，更是对那个病态和丑恶时代最有力的鞭挞。如果说“竹林七贤”逍遥于林间溪上，诗酒酣畅，琴瑟相谐是对世俗的傲睨，那么东晋名士们所谓“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的一 热泪，只是对那逝去的富贵繁荣的一种祭洒。只有陶渊明，看厌了争权夺位的幕幕闹剧，他挂印而去，醉倒在南山的东篱下。如果说挂印初隐时的陶渊明是反抗黑暗政治的失意官员。那么，到了写《桃花源记》时，他全然成为一个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有着深刻认识后的诗人了。他不象谢灵运隐于山中找闲，也不象陶弘景遁入林间悟道，更不同于其他隐都者那种对时局的观望和对强权的畏避。他身心俱隐，只是希望在桃林落英的山间，躬耕于田野，庄稼随时收种而无苛捐，鸡犬之声相闻而老幼怡然自乐。桃源，成为他心灵的归宿。然而，陶渊明走得太远了，他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桃花源也只能是诗人的理想而已。但这子虚乌有的理想国太美了，美得让人不愿相信它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宋人谢枋得有“寻得桃源为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朗来问津”的诗句。读来让人觉得桃花源就在我们的身边。后世也就有了湖南桃源县，四川桃源乡武陵村。叫桃花源的旅游景点就更是不可胜数了。桃花源，无疑成为千百来中国人共同的理想家园。

大唐永贞十年（公元815年）春，刘禹锡回到长安。诗人看到在去玄都观的路上，人马喧哗热闹非凡。一些人看到繁茂的桃花后满足而归。诗人感慨万千，写下了“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人因参加王叔文政治革新而被贬，刚从朗州重返长安。去国十年，原本没有桃花的玄都观现在是桃花盛开。树是如此，朝庭也是这样。十年里，一批投机取巧的人成为政治新贵，好似那灼灼桃花。而紫陌红尘之中赶去看花的人，正犹如那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不过这些人只是在诗人被排挤后提拔出来的罢了。轻蔑的口吻深深地刺痛了诗人的政敌，刘禹锡再一次被放外任。这一去又是十四年。在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帝后，诗人又回到了长安。还是那玄都观，桃花却不见了。作者写下了“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昔日的新贵倒下去了，而受排挤的人却回来了，诗人又一次向他的政敌投以了轻蔑的嘲笑。24年里，诗人二贬二迁，玄都观的桃花也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诗花诗使刘禹锡一度被贬，桃花见证了宦海的无常，也折现了诗人高尚的品格。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据唐诗人孟 《本事诗》中记载：考进士落第后的崔护在城南独自游玩，见桃花丛中有一户人家，就上前敲门求水。一个美丽的女子开门后奉以杯水。崔护告辞时，女子把他送到门口，二人都有点恋恋不舍。第二年清明时节，崔护想起此事，忍不住又到故地重游，只见大门紧锁。失望之余的崔护就在大门东侧的木板上题写了这首千古流传的《题都城南庄》。可也有人说，孟 是读了崔护的诗才编撰出这个故事的。岁月如流，这场笔墨官司已经查无实据了。可是在人们寻春探幽时，这个传奇故事却总能给人以更多的遐想和情思。

梨花飞去春红。在苏州桃花坞的桃花庵里，有人用吴音软言语吟唱着红桃绿柳，用妙笔丹青描绘着江南的山水风情，他就是江南妇孺皆知的唐寅——唐伯虎。他九岁从师习举业，二十九岁乡试第一，人称唐解元。随后在科举案中受牵连，虽经查实属冤，但也被黜为浙江任藩吏，“终耻之，不就。”从此，他与科举和官场决裂，一生致力于书画。他的诗文同祝允明、文微明、徐祯卿合称为“吴中四才子”，画名同沈周、文徽明、仇英合称为“吴门四大家”。他一生坎坷，英年妻离子丧，科举案发后受家人冷落。他一生磊落，“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他一生潇洒，“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他俯察世事沧桑，笑看人情冷暖。在54岁那年的冬日，他写下了“阳间地府俱相识，只当漂流在异乡”的七绝一首，掷笔而亡。他生前运交华盖，只有桃花庵旁的桃花伴他走过了可泣可敬的一生。可是江南的士人野老不甘心一代才子如此寂寥的离去。人们又塑造出一个命犯桃花，为“三笑”入华太师府找秋香姑娘的那个风流不羁的唐伯虎。让这个“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形象变得更为可亲可爱。

金陵脂粉地，王气黯东南。当满人饮马长江时，秦淮河畔走出了一奇女子，她便是《桃花扇传奇》的女主角李香君。一把小小的扇子，作者孔尚任说：“不奇而奇者，扇上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 由桃花至美人，由美人至权奸，因权奸而亡大明江山。桃花扇，由男女离合之情，进而叙述了一段历史兴亡的故事。美人血，让权臣显得卑鄙，让文人显得软弱，让一个小女了显得光辉而高尚。

花相似，今非昔。千古事，由人说，醉眼看桃红，又是一年春。

朋友当年是中华诗词协会最年轻的会员，一天他用很烦燥的口气说：“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是为什么？”

我看了他一眼，对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先要回答我几个问题。”“好吧”

“当年，你爸爸的几千万个精子中的游向你妈妈的一个卵子时，走在第一个的精子同卵子结合，出生的那个小孩就是现在的你，请问是这样吗？”“对”。

“假如原来走在第一个的精子在最终落到了后面，是另一个精子同那个卵子结合了，出生的人是你吗？”“不是。”

“问题是你爸妈在孩子出生前就取好了名字，买好了婴儿用品，也就是那个由假设的受精卵出生的小孩用的也是你现在的名字，也就是于你父母而言他就是你，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你还能确定这人不是你吗？”“当然，当然不是我”。

“你爸爸妈妈结婚前恋爱顺利吗？有没有差点结不成婚？”“不知道，有可能吧。”

“你爸爸妈妈未成年前，或者说是在小时候碰到过危及生命的事吗，譬如说车祸溺水什么的？”“不清楚，有可能。”

“还是上面的那些问题，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有吗？”“当然，这样的问题人人都有可能碰上”。

“同样，你爷爷的父母，奶奶的父母，外公的父母，外婆的父母，这么往上推个20代吧，有多少人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一番计算后朋友说“524288人”。

“这些人中必然有人经历了战乱饥饿疾病，只要524288人中的任何一个人结婚前死了，那他的后代就不存在了，你的生命也就无从谈起了对吗？”“对”

“20代才400年左右时间，中国号称5000年历史，人类实际历史更长，你能想象有多少人的生命在影响并决定着你？”“无可想象”。

“你知道答案了吧？”“还是请你说说”。

“从微观的角度出发，在N分之一秒内，受精卵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有可能影响着决定着你能不能出现于世。现在我们向前看，一切的发展结果都是必然的，而这种必然是由无数偶然因素决定着的必然，你不觉得这些必然正是说明了你生命的出现是宇宙社会发展的必然吗？这些偶然说明了你生命的出现是个灿烂的奇迹吗？当你思考你是谁，你是为什么活着的时，你想过这些必然和偶然吗？当你思考这些问题时，你难道不知道你的生命存在根本就是先于你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吗？当你明白这些道理时，你不觉得活着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存在吗！”

就说“文”吧，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得到“文”字谥号的人，要合乎“经纬天地，道德博厚，勤学好问，慈惠爱民，愍民惠礼，赐民爵位”这六条标准。自明宪宗以后，只有进士出身入翰林的人，才能谥之以“文”，“文”字就成为出身的代表，显得弥足珍贵了。据清人刘声木《苌楚斋 随笔》记载，同治士三年，举人出身的左宗棠在新疆平治判乱很有功劳，当战火正炽、胜利在望之即，他突然上禀皇帝，“深以不能得中进士为憾”，请求辞职，以便入京参加会试。奏折一上，朝野震动，同治帝只得赏其进士出身和协办大学士。自科举以来，皇帝也无权在榜外录取一个不考场的进士，而左宗堂冒此不讳，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是进士出身，他在仕途的发展将受到影响，身后也不可能获得“文”的谥号。“文”字为人所重，可是一斑。

再来看看“定”字，据明代《会典》记载，谥法是有一定次第的，如谥字第一个字为“文”，第二个字可用“正、贞、成、忠、端、定、简、历、思。。。。。。。。。”等37个字与之相配。第一字是“武”的可与“宁、毅、敏、清、承、制。。。。。。”等17个字相配，其间等级森然。据传，当年曾国藩死在两江总督任上，邸报传到湖北，湖广总督张之洞虽然对他生前有意见，可也哭了一场，以示悼念。第二个邸报又到，说朝廷正在为曾国藩议谥，张大帅还一直点头说“应该、应该”。可是第三个邸报来后，说朝廷赐谥“文正”。张大帅一下跳起来，一向认为比曾国藩高明的张之洞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超不过曾国藩了。果然，张之洞死后只得了“文襄”，比“文正”足足低了21档。“定”是“文”中的第6档，根据《史记正义》所引，只有“大虑静民，纯行不爽，安民大虑，安民清正”的人方可得谥为“定”。满清建国200多年间，得“文定”谥 号者，仅11人而已，江阴杨名时赫然列入其间。

杨名时能得到“文定”的谥号，一方面是因为他崇高的品行，渊博的学识和不俗的政绩，另一方面，也与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之间良好的君臣关系有关。杨名时不能生育，一直无子。康熙为此事还多次问过他。后来杨名时给过续的儿子取名时，还特意表示对皇帝的感谢。雍正、乾隆两帝也对他这个先帝老臣信任有加。

自北魏到清末的1500年间，得谥“文定”者仅60余人，其中江阴就占了两个。除杨名时以外，还有南宋的葛，他俩与唐朝宋八家中的苏辙、曾巩同谥为“文定”，江阴人文之盛，令人叹止。

郭璞，字景纯，两晋时人。为躲避西晋战乱，举家迁到长江以南。据《寰宇记。江阴县》记载：“郭璞宅在黄山北长广村，去县七里，吴时烽火之所也”。翻开尘封的历史，让我们来看看这位黄山奇人的故事吧。

《晋书。郭璞传》记载，郭璞博学高才，喜好古文奇字，精通阴阳历法，曾注过《尔雅》、《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子虚》、《上林》等书。早年曾得到异人相授的《青囊中书》九卷，于是阴阳五行、天文历法、卜卦风水更是无所不精，时人评价即使是汉代的易学大家京房、管辂也比不上他。郭璞避祸江南后，曾住在暨阳几年，后来还把母亲和两个哥哥的墓置于申港一个离长江只有100米左右的地方。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墓地离水太近。可郭璞却说，以后这里的江面会变成陆地。经过100多年的风雨，刘宋王朝的刘义庆就在《世说新语》中记录着：“今涨沙，去墓十里皆为桑田”，郭璞的预言得到了证实。

东晋元帝司马睿非常欣赏郭璞写的《南郊赋》，给了他著作佐郎的职位。当时的太子，日后成为晋明帝的司马绍也非常器重他的才学。《昭明文选》记录了他的《游仙诗》7首。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把这改变了魏晋以来玄言诗的所谓异趣，借游仙来表达对权门显贵的蔑视和鄙薄的《游仙诗》赞叹不已，称赞他为“中兴第一”。但他豁达放任，不修威仪的个性，却使得他一生才高而位卑。《搜神记》的作者干宝曾以朋友和同事的身份劝诫过他，但是根本就没去改娈他的这种个性。

郭璞虽因躲避战乱来到江南，且只担任过一些无多大实权的官职，但他却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兴衰和百姓的疾苦，常常借用《易经》、《老子》等古书上的道理，上书皇帝，要居安思危，减轻刑罚，广施仁政。郭璞做了大将军王敦的参军以后不久，他就敏锐的洞察到王敦有谋反之心。王敦在谋反前曾让郭璞卜卦来判断凶吉，可他却借卜卦之机劝谏说：：“如果将军不阴谋反，那么寿命就会很长，但一定要阴谋反的话，不久就会死去”。这样的直言相谏令王敦怒不可遏地问：“你算算你自己可以活多久？”，郭璞坦然相对：“活到今天中午”。王敦果然当天就把他给杀了。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诘问：郭璞能知道江面会因沙涨而变为陆地，怎么就不能让自己幸免于难呢？我倒是觉得，郭璞济世于悬壶，救民于水火的仁爱之心，知难而上，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刚烈性格，表现出乱世中一个正直文人的高尚品格，生命的代价无愧于《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对他重笔浓彩的大书特书。

长江滚滚东逝，黄山巍巍依然。沧海桑田，1600年的岁月悄然而去，今天黄山长广村郭璞宅和申港郭母墓已难考证出确凿的位置。然而，昔日黄山村民郭璞的刚烈性格，经过历史的积淀，却成为后世江阴人个性中的一个普遍特征——民性刚。

斯人已逝，斯魂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