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传播并遏制文明的“魔术”

   想看中国最早的印刷品吗？请到大英博物馆，那里珍藏的《金刚经》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文明的输出者被文明的输入者用枪炮来回敬，百年的战火让无数中华文物流失。

    回溯历史， 在那没有印刷术的年代里，人们对真理、人性、天地的认真的思考和探索。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谁也不是权威，谁也不是圣人。这个时代里，思想在碰撞，在裂变，在喷发，这个时代思想的多样性是中国以后上千年间再也没有出现的。

孔子死后几百年，在董仲舒的建议下，他的地位从“百家”之一突然上升为“精神领袖”。在皇权的支持下，他成为了“圣人”。然而，也正是这个刘汉王朝，道教出现了，佛教西来了。没有印刷术的帮助，手抄口传的儒家书籍和思想，完全没的能力覆盖到社会的每一角落。佛道从容而来，侃侃而谈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独尊儒术”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中国历史上能与刘汉王朝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李唐了。在李唐繁荣的外衣下，却看不到“百家争鸣”的热忱。思想、文化、艺术的繁荣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多样化，思想本质却没有太多的发展。所谓文化发达的唐代，董仲舒式的大思想家连一个也没有出现，也就谈不上“诸子百家”式的繁荣景象了。

北宋毕昇发明泥活字，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可是新技术的出现，不仅没能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反而成为思想发展的绊脚绳。借助印刷术，朱程理学迅速推广到全国。如果说唐还只是没有太多思想争鸣的话，那么到了宋，就只有一种思想说话了。

草莽出身的朱洪武，用“八股文章殿试诗”一 统中华文坛，连官府文书都有是规范的“馆阁体”。印刷业的发达，使“四书五经”进入了千家，熟读“朱注”《四书五经》。成为走上官场的唯一途径和方法。春秋时法家、纵横家、兵家、，儒家、墨家均可入仕，汉时贤良方正孝廉可入仕，唐朝时博学鸿词，秀才、进士也可入仕，到了明时，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一套书、一种声音、一种思想便成了大明几百年的第一特征。

满清伊始，对思想文化的统一到了无以加复的地步。康熙的《圣祖训》印发到全国州县，成为全国每月初一官府向百发姓宣读的主要内容。乾隆帝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着手编篡了中国历史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然面有一个人却看透了这一切。这人就是《四库全书》的总编——纪晓岚。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位总编的工作是，把搜集来的各种海内孤本善本，按照皇帝的思想进行大量的删节、修定、注解，让先贤发出符合皇权要求的声音。百姓看到的所谓“七略四库”，那只是先贤们被帝王们强奸后的思想了。除了《阅微草堂笔记》。纪大烟袋就没有其它文集了，对于他这样一个大学问家来说，这是让人深思的一件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想到的东西，古人早已想到了；我想说的话，古人早已说过了，我没什么可说可写了。难道果然如此吗？发出不同声音的活人，有文字狱等着；发出不同声音的死人，他的书就等着被删改。想发与众不同声响，不敢；说与人无异的话，无聊。这才是明清以来包括纪大烟袋在内文人的悲哀。袁枚、蒲松龄无不都在狐妖鬼怪，花仙树神的故事里喘延气息。有清一代，印刷术已沦为统一并扼杀思想的统治工具，这比先前的王朝也算是一大进步吧？

没有印刷术的春秋战国，诸家争鸣；没有印刷术的刘汉，佛儒道三家并立。思想文化的异彩纷呈，竞然是在印刷术没发明时出现的。唐以降，印刷术的出现和发展，使思想的大一统成为可能，到了朱明王朝，这种大一统成为了一种事实；而来自白山黑水间的满人，更是通过砍活人头，烧死人书的手法，统一旧思想，扼杀新思维。然而，众口一词的声音是无力的；没的思想的头脑是僵化的；没的异声的社会是危险的。西方列强的枪炮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

纸是白的，字是活的。印刷术本身是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的。几千个活字，能印出《大清律》，也能印出《天演论》；能印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也能印出卡伦荷妮的《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

而今，我们在书摊上看到色彩缤纷的美女画片，在杂志上了解到明星们的三围和她们喜欢的内裤品牌时；当我们在门缝广告上读到治疗男人性功能和前列腺的精彩文字时。我们的时代在关心什么？在传播什么？印刷术可以使一种思想迅速传播，这正是它的好处。但是它把一种思想和声音充斥到所有人的耳目时，新的思想和声音就很难传出，这正是它的坏处。这就象现代的流行文化。当个性的东西大肆传播时，那就变成了流行；当一样东西被广泛流行时，它就不再有所谓的个性。

流行成为了个性颠覆者，个性却成为流行的叛逆者。印刷术于思想文化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是流行还是颠覆？流行的是什么？颠覆的又是什么？印刷术本身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只好让管理和把持着印刷业的人来回答了！